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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此种格局，除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其释宪职能可以起到有限作用之外，中国宪法学者亦当从另外的方向寻求解答。

在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近13万一审行政案件中，变更判决只有137件，其中行政处罚44件、行政许可24件、行政裁决11件。1992年，变更行政决定480件，占1.8％。

一家典型的基层法院大约受理40件行政案件。操作规范层面的完善、严格执法的要求以及和谐司法的摸索，都没有给这部法律的实施带来实质性的改观。发回重审的比例也比较明显，2008-10年约为10%。1990年10月该法全面实施后，1991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案件25667件，约为1990年的两倍。虽然在过去十余年中，行政案件再审的比例整体上走低，到2010年法院立案再审的数量仍占当年全部一审行政案件的1.1％，占全部二审案件的4.1％。

[3]马原《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0月。201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全国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29133件，接近13万。关于基本国策条款的效力，德国于魏玛宪法中设有对于立法者单纯作出立法指示的方针条款，不具有实质、直接的规范效力。

不了解这个基本构架，即无法了解德国战后人权释义学的主要争议与发展，学者在种种客观效力上的争辩，正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间的拉锯，人权解释往往只是巩固或对抗特定多数决的工具。更何况，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这些决定或者决议，在行为形式上与一般的决议或决定并无不同，就实质内容而言更是混同于其一般职权行为，难以被确认为极具政治权威性的释宪行为。部门宪法释义学乃是从实存的社会秩序与部门法体系出发，凭借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机制构建中国宪法释义学原理，以此可资为宪法学与其它学科交流、合作的理论平台，并为中国的立宪、立法与释宪、释法等活动提供理论参照。而在经济、社会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宪法文本大都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诉诸于国家的干预，包括直接投融资及间接的财税等政策工具的刺激。

整体而言，中国宪法释义学目前面临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释宪文本匮乏我国现行宪法文本第67条第1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对此，林来梵教授提出：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必须超越以宣传宪法精神、解说（而非解释）宪法内容的那种传统理论，而去探究更为本源的、更为形而上的、真正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才能超度出形而下世界的那种无常的苦海。

[17]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1-82页。[5]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战后德国基本法同样有意的不设国家目标的规定，保持宪法对公共政策基本的中立性。因此如果无视我国‘宪法相当封闭的构架，制宪者对国家‘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已经画好了基本的蓝图，而未尝试把有关国家‘作为义务的基本国策的规定和有关国家不作为义务的人权规定，作一定程度的整合，即可说违反了诚实的方法论最低限度的要求。

目前我国‘宪法学界对此的认识与反省与日俱增，对于直接移植外国学说的做法也逐渐采取质疑与批判的态度，正面的说，宪法释义学现阶段发展的理性化‘正是以本土化‘为目标，部门宪法论述‘则是在此问题意识下所提出的解决对策之一。另外具有宪法位阶的大法官解释、宪政惯例，当然也可纳入。它也不是仅仅看重社会生活中的事实规范即所谓活法，故而也不完全等同于所谓之社会解释。[26][美]华勒斯坦等：《学利·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29][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5页。第二种是逻辑-分析的向度。

第一种表现形态是一种描述-经验的向度。在中国当前的宪政体制下，释宪文本之匮乏乃是中国宪法释义学之研究无法回避的理论前设。

需注意者，此种国家干预并非如自由主义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听任于公权力部门的恣意专断，而是制宪者经由宪法文本之基本国策条款所设定的国家义务，当然要受到基本权利条款与基本国策条款的双重拘束。[27]尽管学科划分已经受到强烈质疑，其存在的基础即专业划分却是以社会职业的分工为依据，在当今时代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于是，宪法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所谓理念法，而低位阶的其它部门法规范亦不能再听诸于权力行使者的恣意解释，其复杂的规范体系在宪法规范的整合下趋于有序化、合理化，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合宪化。[1]不论学者对之作何界定，法释义学作为一种发端于古罗马法学的法解释学，其基本方法乃需要研究者以历史素养与系统眼光，[2]将分散于各部法典、判例与习惯、惯例中的法规范连成一个逻辑自洽的原理体系。[25]（二）部门宪法释义学的现实功能第一，构造宪法学与其它学科交流、合作的理论平台。就实质意义言，凡对公共财政有重大影响及长期持续性之法规范，均属财政宪法‘范围…惟财政宪法规范所以别于一般法律者，在于确立财政立法之目标、权限与限制，以及作为违宪审查之依据…是以一般而言，财政宪法仍限于宪法法典中有关财政之法规范。

综而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解释宪法，或者至少可以说，并不经常解释宪法，其释宪权主要是备而不用—从行使职权的方式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其工作的方式、时间等方面均无法胜任经常性的宪法解释工作。然则，中国宪法学真的能够循着宪法释义学的研究路径，走出一条回归传统法学的康庄大道吗？本文拟对中国宪法释义学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作初步分析，并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苏永钦等教授所提出的部门宪法学之理论思路，勾画中国部门宪法释义学的学术愿景。

然而欧美诸国的宪法解释原理本身也因其国别背景、尤其是因为其分权体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宪法释义学方法及原理是否具有当然的普适性，能否真正对应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情境，等等，均值得学界同仁慎重对待。当然，对于所谓事实认知的研究任务，宪法学者无法真正做到事事亲历亲为。

[26]我们知道自从全世界的大学中有各种学院的系科以来，就存在各种学科、这些学科的毕业学位以及这些学科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者联合会。第二，提供立宪科学与立法科学理论发展之学理引导。

一国善治之形成，并非制宪者与立法者单纯具有良好的意愿即可。第一，宪法部门之区分。最后则是规范-实践的向度。苏永钦教授即提出：美国宪法不仅没有基本国策的规定，即使增修的人权规定也相对简约。

因此，部门宪法释义学可以成为宪法学与其它社会学科、其它部门法学交流、合作的理论平台。如果中国宪法学界单纯作引介域外宪法释义学原理之努力，又将可能会遭遇脱离中国具体语境之危机。

功能则是结构内部各种成份与外部情景互相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从用语准确之严格意义而言，苏永钦先生的所谓部门切割之说尚不周严—盖宪法部门之区分，并非依据某一标准而对宪法文本或宪法制度所作的完全区隔，而是依据某种典型功能而对相应宪法规范及相关下位规范所作的系统整理，并无所谓切割可言。

另一方面，它亦将宪法释义学研究置于特定的法制环境中，随时关注各部门法的运作、发展与变迁，因而得以主动地与各部门法学就法规范的解释与冲突适用、漏洞填补等问题展开互动与合作。[13]部门宪法之作为宪法释义学的研究对象，乃是研究者立足于特定领域中宪法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质内容，依据诸种传统宪法解释方法，而对相关宪法条款作出的融贯性解释。

财政宪法概念则在一九四九年后，实为宪法学文献中的一部分，财政宪法就广义而言，凡有关公共财政之宪法规范皆属之，诸如国家之财政权，包括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国家预算及总体经济平衡义务，租税基本体制。[4]黄俊杰：《税捐基本权》，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6年版，第48页。[10]由前文所述，不论是徐振东博士所列举的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议、决定，还是周伟教授所系统整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所制作的法律询问答复，都是极为简明扼要，一般而言既无明确的宪法条款之援引，亦无系统、详尽的推理与论证，除了可以略微看出文义解释的基本方法之外，或许还可以发现特定时期政治意识之影响，极具政治决断主义之色彩，似无固定章法可循。【注释】[1]转引自程明修：《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19页。

第三，预为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合理运作之学理参照。自从19世纪现代学科制度在欧美大学中形成以后，虽然历经了诸如年鉴学派等学者的猛烈抨击，各学科专业之间的区隔或藩篱却并未因此而被打破。

这样，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传统隔阂将自然被打破，宪法精神将借助于法解释学的技术原理得以自上而下地贯入低位阶的法规范之中，形成部门宪法规范与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法规范之间协调一致、高度融合的法规范体系。[30]在笔者看来，在方法论意义上，部门宪法释义学所试图构建的，其实是融体系解释、社会解释与合宪性解释为一炉的宪法解释方法体系，其在研究风格上，则是力图将历史研究法、经济分析法、社会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有效组合，而将概念分析与功能分析作融汇贯通。

于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争辩、在实在法体系内部实现正义价值的规范法学理想，正可以由此而达成。唯其如此，中国宪法释义学之发展方可具有一个较为稳妥的共识性宪政基础，而非学者们相濡以沫的自说自话。